○朱航满
 

    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近几年来，一些流落在海外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的新著在国内接连出版，其在语言文字和精神见识上的功力，相比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更加地充满了汉语的生机和韵味，诸如高尔泰、北岛、余英时、刘再复、张宗子，等等。他们流落在没有汉语环境的土地上，却更加接近了汉语更为本真的魅力。

    另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即一些并非文学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偶然操笔为文，就以不同凡响的文字气象，使得整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为之惊讶，诸如作为画家的吴冠中、黄苗子、黄永玉、范曾、陈丹青等人；再有从事非文学领域研究的一些学者和作家，他们的文字也常常令我辈为之倾倒，诸如从事法律研究的贺卫方先生，从事神学研究的刘小枫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朱学勤先生，从事哲学研究的周国平先生，等等，其实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王小波，他在写作之前曾经是数学和逻辑学的研究爱好者。

    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必须或者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那就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些重出江湖的作家和学者，在历史尘埃的遮蔽下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他们曾经在五四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写作，而经历了三十年动荡历史的精神磨难，到近二十年后，依然写出一大批具有大气象作品，诸如我所知道的巴金、钱锺书、杨绛、汪曾祺、张中行、孙犁、王瑶，等等。

    无庸质疑的是，我上面所列举的这些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大多都是现有文学主流体系的“多余人”，他们也大多没有在自己写作的旺盛期得到应该有评价和尊重，有些甚至是被有意的埋没或者回避，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从来都是无心于现有文学体系的评价。对于第一种作家，我称之为中国文学的精神流浪者；对于第二者，我称呼他们为中国文学的旁观者；而对于第三者，我则称呼为他们是中国文学的文化遗民。而这三者的存在，使得中国当下的文学精神重新上升到一个丰厚的高度。

    由此，我想来谈谈木心先生。这是因为我近来阅读了由孙郁和李静这两位文学评论家所编选的《读木心》所引发的，而我以为这册书中所议论的，更多的关注于木心的文本自身的研究与鉴赏，而忽视了他能够创作出这种奇特文体的内在因缘。《读木心》这册书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木心文学创作的价值认定，但对于如何成就木心，以及为何只有这样一个被称呼为“文学的天外来客”的木心则探讨不多？而恰恰我以为这正是我这篇文章所想要关注的，我觉得孙郁先生在《木心之旅》中对于木心的评论更为值得关注，因为这篇文章将木心放在中国百年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去参照和判断，试图为木心寻找一个独特的坐标，他在文章中这样感慨：“我读五十余年的国人文章，印象是文气越来越衰。上难接先秦气象，旁不及域外流韵，下难启新生之路。虽中间不乏苦苦探路者，但在语体的拓展和境界的洒脱上，还难有人抵得上木心。他对我们的好玩处是，把表达的空间拓展了。”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文体会在近五十年来越来越衰，最后竟然到了常常不忍卒读的地步？

    我们不妨来看看木心。李静在她的文章《论木心》中有这样一点关于木心的介绍，不妨抄来：“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的富商之家，青年时期在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习画，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工艺美术设计中心的总设计师。他的写作生涯始于青年时代，‘文革’伊始，他暗自写下了的二十部书稿毁于‘萨蓬那罗拉之火’，他亦因言获罪，两次入狱达十二年之久。1982年，五十五岁的他以‘绘画留学生’身份赴美，自此长居纽约。1983年到1993年间，他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华语报刊陆续发表作品。此后笔耕不辍，但作品很少在大陆面世。直至2006年初，他的弟子陈丹青在内地将其高调推出，‘木心’的名字始被这片孕育他的大陆所知晓。”了解了木心的前世今生，不难发现这个与鲁迅、周作人和茅盾是同乡的文学家，起初在三四十年代写作的时刻，作为一个画家，他是当时文学界的一个旁观者；而在1982年经受了几番精神的炼狱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开始自己的二度写作，此刻他又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流浪者；再对比他的这两个阶段的写作，我们似乎也不难发现，从文化的承传上来说，木心在他的文化命脉中，一直是与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世界相交集的，而在他的知识精神视野之中完全摒弃了近五十年来的语言文化干扰 ，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遗民。陈丹青先生称呼“木心”为五四文化的“遗腹子”，孙郁先生称呼木心为“民国的遗民”，其实是一致的，而我以为木心之所以是木心，能够在近五十年的汉语文化遭受到严重污染和毁坏的时代里成就自己，正是因为他兼顾了文学的精神流浪者、旁观者和文化遗民的多重身份，让他不可能有任何机会遭受到被侵害和污染的机会，从而以精神自由和完整的异端者形象进行修炼并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孙郁先生在《木心之旅》中区别木心与钱锺书、张中行等这些文化遗民的缘故，同样也更加超越了作为其弟子的陈丹青等诸人作为文化旁观者，又相区别于那些海外的文化流浪者强烈的价值诉求的重要所在。

    陈丹青先生说，我们的文化有五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追溯先秦的文化大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假如我们承认‘阅读习惯’也意味着‘传统’的话，那么，我还要加上一个传统，即近二十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五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一项传统的过程。”而如今，古典大统、五四传统，在整整两三代人的知识状况和阅读习惯中，已经失传，很难奏效了；第三项，尤其是第四、第五项传统，则全方位地构成了我们的话语、书写、阅读、思维与批评的习惯。那么，作为木心，对于第四项传统，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远离这种文化的侵扰，对于第五种文化，则完全以精神流浪者的身份与其发生了根本性的断绝。因此，在木心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古典大统和五四传统这两个作用在发挥合力。

    如此，我觉得对于理解木心才是完整的，而我另外一个感受则是，我读木心的文字，其实也并非是完全的认同的。《读木心》这册书中评论家个个文思缜密，笔下吐艳，将他们对木心的喜爱与推崇分析地淋漓尽致，但似乎有多篇文字用力过猛，使我读后反而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木心的文章固然高贵、清洁、成熟、华贵和雍容，但我总觉得距离我十分的遥远，这大约是因为木心的世界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始终是隔绝的，他决绝地脱离了孕育自己的大地，无疑是摆脱了这块土地上暂有的弊病，在获取自由与超脱的同时，但也同时放弃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温度，缺乏了来自地气的野性力量的激荡。因此，我读他的文字，始终感觉他的文字是一座精神的文化孤岛，修建这个远离尘世的孤岛，并且将他建造的精美绝伦，但他对于我们来说，毕竟只是一个华贵而精美的标本，是遥远而无法复制的。

    因此，相比木心，我更喜欢作为他的弟子陈丹青的文字。因为陈丹青也作为一个文化的旁观者和精神流浪者，虽然他不像木心作为文化的遗民曾有过五四精神的熏染和根基，但他能够将已有的“狼奶”吐出来，然后重新注入新的生命能量，这种二度重新建设的生命则更加具备免疫能力，使他的文字更加有一种关怀和平等的精神气质，又有源于民间体验的野性之美。这则区别于木心，木心的高贵是对人间的俯视，缺乏温热的精神气度，他可以感受自我的情感世界，但对芸芸众生的世界则没有应有温情，以木心被大加称赞的《上海赋》为例，此文固然精彩，描摹刻画细腻传神，但读他这文章，似乎感觉到是一种临空观望的姿态，而不是穿越其间的眼光，清晰自然是清晰，但所有的万象风云似乎与我何干，而这上海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他笔下精雕细琢的盆景罢了。因此，我相信如果是从上海弄堂里出来的陈丹青来作文的话，固然是没有木心的大气传神，但在精神面目上，则也许会更加的饱满和丰富，因为这种温热的体贴是我所独爱的。

 

《读木心》 孙郁 李静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1版 29.0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2月23日非小说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