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文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这是新闻人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们对新闻工作的一个最为深远的自警，同时还证明了新闻对未来历史书写的特殊意义。而要真正地在历史与新闻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新闻书写者的职业精神无疑就成为关键，写史者的学术态度也将更显重要。这两者如果能够比较完美地结合，那么对于后人更为深刻和细致地认识历史则功劳显赫了。

　　近读《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作者就是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为对象，来研究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一段乱云飞渡的沧桑岁月。选择以《时代》周刊作为认识中国历史命运的切入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我们需要一双新的眼睛来认识自己的历史。

　　根据李辉的统计，在这23年中，《时代》周刊共选择9位中国人共计16次作为封面人物，另外，还有因为与中国历史相关而登上封面的2名美国人和1名日本人。这种对封面人物的选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20多年中国的历史进程给世界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与重要意义。因此作者的思考超越了狭隘的历史时间、单纯民族利益的限制，从而站在更为宏阔的历史时间与国际背景之中去重新反观。

　　作者前后共论述的这12位封面人物，他们曾被《时代》周刊以新闻和通讯的形式报道给美国人民。其中，在1937年之后，中国人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几率明显增大，诸如1942年到1944年就连续出现了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这既说明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这一段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个个封面人物的出现，背后所揭示的很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因此，在今天看来，《时代》周刊对封面人物的选择是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的，而作为新闻人的李辉从这个角度对历史所进行的审视也是独特的。 

       周刊背后的故事

　　《时代》周刊之所以对中国题材青睐有加，不能忽视两个美国人的影响。一位是其创始人卢斯，这位因父辈以传播福音为神圣职责而曾生活在中国的基督徒后代，对中国有着强烈的个人情结。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同样具有强烈的美国情结，将美国的价值观传输给中国，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心愿，采用更多中国的题材作为《时代》周刊封面和内容，也是出于这种特殊的背景。自创刊以来，卢斯用了不少篇幅来报道这个和自己有渊源的国家的现实。

　　另外一位美国人则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弟子白修德，与卢斯固执地对蒋介/石政府表示支持不同的是，这位记者与他的上司卢斯在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格局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判断，并在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逐渐拉锯甚至是对立的局面。虽然卢斯的指导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但白修德还是做出了一个记者应有的选择：是他突破重重封锁，最早向世界报道了1943年中国河南发生的大饥荒，最早报道了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迹象，最早促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采访与报道。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时代》周刊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体现了一个新闻人高贵的职业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时代》周刊的记者，他们所直接面对的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读者，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现实苦难的残酷性与荒诞性，常常显出幽默与轻松的意味，例如为了表现抗战中中国军队运输的艰难，白修德仔细地叙述了一包大米被运送到前沿阵地的整个过程。这固然使文本生动活泼又极有说服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读来还是很有隔膜的，因为，对于他们，那毕竟不是自己国土上的苦难。

　　李辉极力运用客观冷静的历史眼光去叙述，但也无法摆脱作为一个叙述本民族历史的写作者的尴尬，他是无法掩饰内心对于这段中国历史发展的个人情绪的。在查找资料和踏访遗址时，他都留下了深深的叹息。全书格调沉郁厚重，笔锋常带情感。不过，所幸，他并没有过多地将这种情绪带入理性的学术论证之中。

      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历史不能假设，但无论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还是本书的作者，他们都试图去为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假设。那些影响历史发生关键性转折的细节也许有助于说明历史走向的多种可能性。当反观这些历史事件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时，李辉这样写道：“当有机会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时，我逐渐发现，中国的相关著作要么习惯于时间结果的粗略叙述，要么满足于简单概念的归纳，而对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细节或微妙处却常常忽略而过。其实，在我看来，有些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更能说明历史的复杂性，更能反映某时某地历史选择原本具有的多种可能和偶然性。甚至，某些被忽略的细节，其历史容量也许更大，对未来的影响也更内在、更深远。”在这本书中，李辉就试图以更多的笔墨去探究那些可能给历史带来某些转机的关键性细节，它们读来如传奇一般，却的确真实地发生过。

　　虽然即时性、片段性的新闻书写造成了很多认识上的局限，它们还只是一个需要修正和完善的历史草稿，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那些报道来重新认识历史发展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新闻所具有的现场性与细节优势给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许多具有质感的素材。它所展示给我们的东西，要比我们今天在各种历史读本所获得的复杂和玄妙得多，因此探求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是这本著作最为动人的特征。

　　印象很深的是李辉在《1931：中国悲情》一章中写道：“‘九一八’事变严重地刺伤了中国人的内心，大众要求政府对日本还以强硬的姿态；而实际上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必须通过正当的外交途径。”作者在此指出：“民众重视的是情感，支配行动的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曾参与解决“九一八”事变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将“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予以区别，他悲哀地指出“人民外交”所带来的危险：“在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了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通过对《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研究，还能发现那些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在特殊历史时间内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报道展示了历史人物比较鲜活的一面，甚至这些细节读来让人一边感到充满趣味，一边又禁不住陷入沉思之中。如冯玉祥，这个在1928年登上《时代》封面的军阀将领，他在五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背叛”了自己的派系和盟友，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震荡，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变化多端”的将军却宣称自己是一名忠实的基督徒，他和记者见面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圣经》。这些有趣又让人感到矛盾的细节是一些普通历史书所不具备的。再如吴佩孚、张学良、溥仪、汪精/卫、宋子文等人，他们特殊而复杂的一面，在这本书中都有着细致的论述。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许应更加理性地去审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各种不同元素与历史之间所产生的共鸣，也是值得重视的。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干复旦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 　　主要作品有《胡同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4月，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6年最佳散文家”。



——原载《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