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年6月

编者按：

    1984年，我还在读《伊索寓言》，并不知道奥威尔的《1984》已经出版了35年，假如奥威尔是把35年当作时代变换的刻度计，他或许没有想到，在2009年的某个国度，许多人还在神神叨叨的念着1984这个过去的年代数字。

    我唯一想知道的是，35年后，我们会不会继续念叨这些过去的数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可真是一个悲哀的结局。

目录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戴新伟：一位香港编辑的交游考

刘  柠：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马慧元：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

刘  柠: 1Q84：村上春树的“超现实”世界

孙骁骥：“老大哥”仍在看着我们

凌  越：偷窃历史还是拿来主义？

罗四鸰：服从的犯罪

巫  昂：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

王晓渔：5月35日：地球上的螺丝松了

张无极：王者的素典

杨小刚：全德总罢课！

成  庆: 哲学与音乐的对话

乔治•A•阿克洛夫：动物本能：人的心理如何驱动经济？

《上海书评》每期公布一道读书侦破题目，以供爱书人游戏，往往是概括此书的主要内容，然后附加作者的一些简要情况。我偶读四月初的一期报纸，发现以一册关于研究陶渊明手抄本流变的学术著作所拟订的问题，同时还给出这样的介绍：“本书作者是出名的才女，如今埋首学问且蔚然可观，才女的丈夫更是西方汉学界数一数二的大家。”其实，这类与书有关的谜语比起传统的猜谜游戏来说，大大缺乏了智慧的思维，只需要见多识广便可以立即识破，而不如传统谜语的费劲思量的求破有趣，诸如这道读书侦破题目，我一读便知道是哈佛年轻女教授田晓菲的学术著作《尘几录》（中华书局，2007年8月1版）。此书不但曾购来读过，而且对于田晓菲这样的才女十分熟悉：17岁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20岁获得美国林肯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27岁摘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博士桂冠，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其夫君则是鼎鼎大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而我对于田晓菲的熟知，还与自己读书时曾在语文课本上朗诵过她的诗歌有关。

    《尘几录》为田晓菲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拂去尘埃，对中国古代手抄本的版本流变来体察学术奥妙，读来如行山隐道上，曲径通幽，风景绝佳。去岁酷暑，我蛰居家中读田晓菲的著作《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2版），也是极为过瘾，此书由她对《金瓶梅》的绣像本和词话本进行版本比较入手，以传统诗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体悟，可谓是云霞满纸，精神透亮，引我也买来两册不同版本的小说对照来读，终将那窗外的暑热抛洒到一边。田晓菲说她少年起就反复读《红楼梦》，对于《金瓶梅》却无好感。到了而立之年，偶然读后者，却是不忍释手，由此爱上这书，并以为后者竟优于前者，从而写成这册《秋水堂论金瓶梅》。秋水是她的笔名，秋水堂应该是她的书房名了，如此郑重也可见此著作对于她的重要。她虽是从版本入手，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因为前者更为含蓄典雅，富有文学性的高贵气质，这番比较对读很能显示出她做学术研究的敏锐与情趣。而她坦言自己研究《金瓶梅》更重要的是因为喜爱，从这书中可以读出一种属于宗教感的慈悲，这是她在自己而立之年所读到的一种属于成年人才有的精神洗礼。

    田晓菲的学术研究带有一种不染尘埃的清秀气质，但却不失学术情趣，甚至读来有一种特殊的人间情怀弥漫在其间。刚刚读过她的论文集《留白》就有一种明显的感受，此书的副题为“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其中所收录的一篇论文《留白》就读来很见其性情，可以算做她对于自己的研究论著的补充。我读她对学术研究的一番心得体悟，就觉得简直是充满了一种让人感动的性情，抄录这样一段不妨共赏之：“我常想要把《金瓶梅》写成一个剧本。电影前半是彩色，自从西门庆死后，便是黑白。虽然黑白的部分也常常插入浓丽的倒叙：沉香色满地金的状花补子袄，大红四季花缎子白绫平地绣花鞋；彩色的部分也有黑白，比如武松的面目，就总是黑白分明的。当他首次出场的时候，整个街景应该是一种暗淡的昏黄色，人群攒动，挨挤不开。忽然锣鼓鸣响，次第走过一对对举着樱枪的猎户；落后是一只锦布袋般的老虎，四个汉子还抬它不动。最后出现的，是一匹大白马，上面坐着武松：‘身穿一领血腥衲袄，披着一方红锦。’这衣服的猩红色，简单、原始，从黄昏中浮凸出来，如同茫茫苦海上开了一朵悲哀的花，就此启动了这部书中的种种悲欢离合。潘金莲，西门庆，都给这猩红笼罩住了。”

    之所以如此耐烦地抄录这一大段文字，正是因为我极喜爱她如此妙趣横生的来谈自己对于一部著作的认识，这样的论述在我看来更容易让读者直接体味到其中的奥妙。这种学术情趣在她的学术论著中时常出现，这册《留白》中，她谈论郁达夫，讨论金庸，分析杨绛，解读《牡丹亭》，反思现代诗歌，都是充满情趣又别出心裁地写出她的见解。以我看来，这样的学术研究，分明是以她厚实的学术功底作为基础，然后则是从自己真性情的生命体悟来出发，用一个别样的角度来感怀学术，从而写出既深邃又让人读来分外温暖的研究文字，诸如她的那篇关于杨绛的论文《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此文从杨绛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丙午丁末年纪事：乌云与金边》谈起，她认为“文革”就是一场追求透明度的运动，而杨绛的关怀则是一种“隐”。在此文中，田晓菲特意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九六六年秋天，杨绛被安顿在单位楼上东侧的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扇朝西的大窗，窗上挂着破芦苇帘子。杨绛建议别撤帘子，因为“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样，革命群众进得屋子，只是一屋子人老实安静地学习马列经典，而杨绛在抽屉里“藏着自己爱读的书”。为此，田晓菲称赞写作这册回忆录的杨绛为“隐蔽大师”。无独有偶，我读胡河清的《杨绛论》，发现这位我同样很喜爱的文学评论家，也特意写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且有这样类似的妙论：“他们好像金庸小说里的武学大宗师，常年在高山绝顶的秘室中闭关潜修，芸芸众生对他们的道行莫测深浅。而他们却能透过窗际的垂帘，悠闲自在地俯瞰人间龙争虎斗、刀光剑影的热闹光景。”（《灵地的缅想》，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2月，第38页）

    在《秋水堂论金瓶梅》的后记中，田晓菲特意写到了故乡，充满赤子情怀：“爱屋及乌，把追慕故乡的心意，曲曲折折地表达在对这部以山东清河与临清为背景的明代巨著的论说里，这是我想告诉本书读者的，区区的一点私心。”这段话之所以引起我的特别注目，是因为在这册论文集《留白》中，无意中发现了田晓菲在文章中不约而同地探讨着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我印象极深刻地是她在《侠女》中探究唐代侠女与清代神女的异同。晚唐中的侠女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嫁给一个男子，平日勤劳贤惠，且生有一子；一天晚上，她突然半夜消失，回来时自天而降，白练缠身，一手持匕，一手携人头。言其父仇已报，从此当长决；临去，回室内喂乳婴儿，其实借机杀死孩子，以断思念。而到了清代，则把身体当作报恩的工具，生子之后飘然而去。在田晓菲眼中，后者看似合理，其实缺乏人情，“造作小气”，而前者则是大气磅礴，其实更符合人情。由此引申到中国古代小说，其中多有男子由美丽能干的女子出现且来保护，究其原因则是这些小说大多是男性书生写成的。初读这样的分析，觉得大约是其女性视角的敏感，造成了这样锐利的分析，但读此书中其他诸多篇目，不难发现均有对于身份问题纠缠的探讨，诸如对于郁达夫笔下人物在性别情趣上的错位，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对于游离于皇室与民间秘密团体之间的身份交集，周星驰在电影《大话西游》中扮演的“齐天大圣”对于自己“身份”的挣扎，杨绛对于自己在“文革”中身份的辨别与认同，如此等等，都是十分精到的分析和判断。但在这样文字后面，似乎可以与她在《秋水堂论金瓶梅》的后记中所流露出的那曲曲折折的关于“追慕故乡的心意”相一致。由此想到，少年去国，忽忽数十载，在异国他乡研究故国风物，那笔下的情怀难免是越来越浓烈的。学术著作写出的乡愁自然难免曲折，但在这样充满情趣的散墨文字中，尽管写来也尽量保持温婉含蓄，但那股乡愁还是读来扑面的。

《留白：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田晓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1版25.00元

 
——原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6月23日

   
    坊间曾有上海收藏家潘亦孚先生编选的《百年文人墨迹》，据说赏心悦目，蔚为大观，可惜我不曾寓目。后来读香港董桥的散文集，得知他曾从潘处购得张充和的一副小楷墨迹，此副书作原系张先生为上海的黄裳所作，因此董桥又将此作完璧归赵，送还给了黄先生；董桥是香港著名的文章家，雅好收藏，曾将自己收藏的字画文玩写成文字并辑录成一册文集名为《故事》，甚是风雅；后来又偶然读北京的收藏家方继孝先生的《旧墨记》，副题为“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此书分三册，读来也是十分壮观，其中提到自己的一副冯友兰先生的墨迹，也是从上海的潘先生处购得的。真所谓书缘与人缘，幸好这些藏品都还在几位素心人中流传。方先生是京城的收藏家，多年来致力于文人手迹的收藏，对于近现代的名人信札多有研究，他所著的三册《旧墨记》集中展示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文人笔墨，并配有专文予以介绍，我读他的这些著作，稍有些遗憾的是文章中规中矩，与这些漂亮的墨迹搭配，总感觉有些不解风情。

    由此看来，民间对于文人笔墨的收藏也是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且均有所成就。近来购得许宏泉先生所著的两册《管领风骚三百年》，副题为“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其中绍介三百年来中国文人的笔墨书翰，也均系许先生自己的个人藏品。据说，这套《管领风骚三百年》总计八册，我所购买的这两册为先期出版，随后将陆续面世，其中许先生在每册的著作序言中均预告下一册的人物名单，引得我暗自翘首期待。也仅这两册，便让我窥见这斑斓多姿世界的景观，而与董桥和方孝继所不同的是，我读这两册著作，发现许宏泉不但是文章的高手，同时也是热衷于收藏的行家，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就是一位书画家。因此，这两册《管领风骚三百年》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它不但是一位文章高手潜心笔墨的文字集结，也是对三百年文人墨迹收藏的集中展示，同时还是对前辈学人墨迹的赏析把玩。因此，这多重的身份，让这册著作更增添了几许的光彩和魅力。

     我之所以如此叹息许宏泉的这种功绩，正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恰恰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命脉，书法、绘画、文章、编书、收藏，几乎样样精通，而到如今，专业的分工和文化的割裂，导致了各类专家的出现，但稍微跨出自己的领域，便是满口的胡言乱语。因此，我读许宏泉的这两册《管领风骚三百年》，就十分感慨，那些故去的历史人物，他们在报效国家，尽忠人事的同时，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同样是妙趣生辉，而我更为佩服的是许多历史人物，诸如钱牧斋、吴梅村、王渔洋、章学诚、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等，他们都曾是一边为官或为学，另一边则是编书、作文、学书、藏古，并且两者互不干扰，各成气势，这在今日几乎是不敢苛求的事情。许宏泉所著的这两册文集，正是让我再次领略了中国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让我感到一种深深地惊叹，我们今日所丧失的文化的命脉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彻底丢失掉的。章诒和先生评价许宏泉，我以为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世事观察越细，人性体验越深，许宏泉也不例外。遍览溪水旁这棵树的枝枝叶叶，我发现里面藏着两个身影。一个是知识分子：画国画，编刊物，做文章。而笔墨之间透露出的，则是作者的丰富畅溢、敏感犀利与不伪情的人格。”

    未读这两册《管领风骚三百年》，我已经偶然在报刊上读到许宏泉关于三百年以来文人解读的部分文字，起先惊叹于他的文笔之秀雅干净，又惊叹他对于那些文人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决不屈从于时下的一些庸论，因此印象十分深刻。这次集中阅读，发现他的这些文章与这些书法墨迹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他的这些文字大都是散文的笔法，看似不经意的写来，其实均有自己的独特态度在其间，因此他的文字不是简单介绍，而多是从一个别样的角度入手，有时只有短短数百字，却描绘出所要表达和刻画的内涵，诸如写周知堂，从他与钱稻孙这个与其一起落水的友人写起；写胡兰成，则从他与张爱玲的感情入手；再如写章士钊，则从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谈起；写胡适，则从自己在胡适安徽的故居游览谈起；……，这样一个角度均是对于那些历史人物进入的一个极为细小的切口，但他却进入地很深，由此看到了一个极为阔大的世界。诸如对于周作人，他写周作人落水前后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周作人在落水后所做的保护烈士遗孤、保护北大校产等种种事情一一予以写来，但也并没有刻意夸大；文章中对于周作人有两个论点我觉得十分值得关注，一是对于周作人在南京受审时的时代和局势的独到分析：“在当时的情景下，老蒋的政府对汉奸的从严处理也是出于一种策略，其间自有很多原委，八年抗战时期，却有诸多人作出了有损国家或蒋政府的勾当，这是老蒋所不能容忍的，乃至大有不杀不能平民愤之慨，以杀汉奸而枕国人爱国之气。不过，若以人道主义立场，对于那些‘政治犯’不能一概而诛杀之。”另一是周作人对北大出任“伪北大图书馆”，所做的种种保护校产的好事，许宏泉在文末也引用了傅斯年在1945年10月12日致胡适的一段话：“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艺风堂片又损失也。”在傅斯年看来，周作人在北大所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贡献，不足道也。许宏泉在文章中阐述的这两个论点，我在近年来自己所读到的种种关于周氏的文字中，似乎关注不多，可见他对于历史人物的态度，并非仅仅只是情绪化的个人见解。由此来写三百年的学人，以这样的笔力，所勾勒出来的则是五彩绚烂的文人素描。

    这两册《管领风骚三百年》制作精美大方，每位学人均有简单的生平介绍，以及画像或照片一桢，所用印章数枚，还有许宏泉搜购的墨迹藏品整体和局部照片各一副，特别是这些书翰藏品，细细欣赏，让人备感精神愉悦，仿佛通过这些字墨，又与那些逝去的文人们在遥远的时空里连接上了。许宏泉作为一个书法家，对于这些学人的字墨均有自己精到的评价，与他的品评一起赏玩，多有启发，随便列举一例，如他谈梁淑溟先生的书法，认为“还是性情为尚，字中透着书写者的性格与品位，笔画生辣稚拙，如果说字如其人，那么梁先生的书法中或许正体现着他特立独行的孤傲与执拗的个性”。再如他谈胡兰成的书法，认为是“以‘尚碑’为格，笔墨倒也凝练，时而透露出一个才子风流不羁的情趣”，对于时下评说胡兰成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汉奸气，鬼鬼祟祟，许宏泉认为实在有些搞笑，“胡兰成毕竟也是一名才子”。而对于陈散原先生的笔墨，他的一番论述，正好可以作为他研究购藏文人笔墨的起因，不妨抄来：“中国书法自魏晋唐宋以来，技法风韵已十分完备，我们讨论近代学人的书法，是不必斤斤计较于字的一点一画，关注的正是其间所流露的学人气度和时代气息。记得陈从周先生曾经说过，他素不喜‘书家’字，所取的乃是学者之书。这也正是我的审美取向。从陈散原老人的这件书法中，可以看到的正是这种谨严沉厚的风尚，毫无‘书家’刻意造作、迎合时流的媚态。点画沉著，古雅遒劲，真所谓人书俱老！”

    我读这两册著作，一边赞叹许宏泉文字清秀，见解不凡，也一边也实在羡慕他收藏这些书法作品的蔚为大观，觉得他真是一位富有而幸福的文人。细读他的这两册著作，从文中偶尔也可以看到他收藏这些文人翰墨的因缘与艰辛，其中写到常常在拍卖场上被一些豪客所抢占之无奈，又写到自己偶然淘得一副墨迹的欣喜，虽着笔并不太多，但却洋溢在字里行间之中。我记得他写自己为了求得一副自己所衷爱的文人墨迹，曾费十年的时间往返于藏者家中，最终打动了那位收藏者，使得他成为最终能够拥有这副墨迹的人，其中的因缘岂非简单道来。书缘与人缘，总有道不尽的沧桑与风流。记得美国的藏书家纽顿曾经说过，收藏的美妙就是在于那种汲汲以求，而不在于一朝拥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乏有藏品价值连城的豪客，但为何只有董桥先生能写出《故事》，方继孝先生能写出《旧墨记》，还有许宏泉先生能写出这洋洋大观的《管领风骚三百年》？

《管领风骚三百年》（初集）许宏泉著 黄山书社 2009年2月第1版 55.00元
《管领风骚三百年》（贰集）许宏泉著 黄山书社 2009年2月第1版 45.00元
《百年文人墨迹》 潘亦孚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80.00元
《故事》 董桥著  作家出版社 2007年2月1版 38.00元
《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方继孝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年5月1版 39.8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6月9日“阅读周刊” 

小说主页

4  山凹里的月亮      有令峻

23 旅游              于钦夫

 美文视线

29 回眸冷兵器时代    聂鑫森

33 父亲、季节与手杖  何敬君

37 旧物上的时光      嘎玛丹增

42 危险的发髻        北  塔

45 德正文高一巨公    栾建东

47 王小波的爱与孤独  朱航满

50 终极关怀          菅会龙

53 旅人蕉下的情思    李金安

诗林心韵

54 记忆：流淌或凝固  文  刃

57 在半岛上空鸟瞰    韩宗夫

59 散文诗五章        艾  心

61 春日遐想          英  骋

文坛从横

62 诗林拾叶          刘禹轩

66 史家眼光诗人情思  王照青

时代风采

68 书香校园，阅读人生 侯修圃

《孤岛访谈录》原为1997年黄集伟为北京文艺台所主持采访的一个节目，其内容是让每一位嘉宾选择一本书和一首音乐到一个虚拟的孤岛上去，总计有25位作家、学者、编辑和教师到他所虚拟的孤岛上做客，非常有创意，可惜此书没有附带录音，那样会更有价值。我不知道黄集伟的这个“孤岛”创意缘何而来，细读其书只知道所谓的孤岛是一个非常模糊而有趣的设想，大约就是所邀请去孤岛的朋友前往的是一个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地方，但那里缺乏现成的精神生活，因此前往那里的知识分子们有必要选择一本书和一首音乐，然后在孤岛上等待营救者的出现。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各位嘉宾的回答均是缤纷多彩，充满了奇思妙想，而我特别注意到这25个嘉宾在回答这个选择的时候，大多都是充满了向往，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可以完成自己在烦躁喧哗中所不可能实现的阅读计划，有的为能够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时间去与大自然进行一次亲密接触而充满期待。但我注意到作家王小波对于这样一个假设则是充满了一种冷静的反应，在他以为到这样的孤岛就是要“熬时间”，因为那是一个丧失自由的地方，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因此他才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反应：“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与王小波类似反应的是朱正琳，他虽然没有王小波那样敏感与激烈，但还是对这样一个假设充满了疑问：“‘孤岛’已经是一个限定，可我不知道我去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去度假呢？还是去静思默想一段时间呢？这个心态不同，所带的书就有所不同。还有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你要让我到那儿去住几年，可能任何人都会觉得难受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与他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着重要的关联，在这次关于孤岛的访谈节目中，他就轻描淡写地谈到这样的一段独特的生命体验：“我是有过单独被困在一个地方孤独相处的经历的。”并将孤岛上可能的生活状态与他的这段经历进行了一些有趣的比较。如果读过朱正琳的个人自传《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月出版），大约就会清楚这样一段独特经历，那是朱正琳因为读书而付出的青春代价，起因是在那个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由于到图书馆里偷书来读，被意外抓到监狱关押起来，从而才有了这样“孤独相处”的经历，这是我读过的一册关于“里面的故事”写得极克制与细腻的一册书，可惜的是，他在“里面”并无书可读。能够在“里面”享受读书的待遇，估计是一种奢侈的行为，高尔泰在《寻找家园》（网络增订版）中记自己在成都的监狱中争取读书读报的权利，后来幸好有一位曾做过右派的监狱长的同情，才终于可以让妻子带书来读。写作此文前，恰好闲翻谷林先生的《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其中引用了他读《聂绀弩还活着》（姚锡佩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中关于聂老在狱中的一个片段，这篇由聂的狱友李世强所写的文章中写到，聂在囚室中，把《资本论》读了四遍，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竟将狱友李世强的学习兴趣也给唤醒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底的一天傍晚，已经入狱四年的聂被提了出去，接着另号收禁，原来聂终于被宣判了，定为无期徒刑。那个夜晚，李一夜无眠。第二天天一亮，因为值班战士的通融，李得以看到聂，才得知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聂对李说：“这没什么，不要管它了，我正有事要找你。《资本论》四卷，我又看了一编，昨晚我又想到几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夹在书里了，你先拿去看看……”

    面对孤岛这样的一个假设，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命想象，王小波会想到他辞职后一个人在北京独居写作的日子，朱正琳会想到他在“里面”的独处，而李银河会由此想到他刚到美国去留学的生活：“一个人在那儿读书，你很难进到人家的社会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里去。人家各有各的圈子。另外就是，美国是一个很不重视亲情的国家。他们跟你见面熟，一见面就非常热闹。可实际上真朋友是很难交的。所以，就感到很孤独。”由此可见，孤岛其实并非是虚拟的，他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生命体验当中，身处异国他乡，漂流海外也同样是一种身处孤岛的感受，印象很深刻的是北岛在《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中对于这种体验的描述：“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人家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失败之书》是北岛流放海外的一册散文集，记录的是一个诗人颠簸动荡的流浪生活，以及内心孤独无依的精神生活碎片，而这种孤独是每一个游子所必须亲自体味的。与北岛的相似，是近来读刘再复的《红楼梦悟》（增定版）（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月），这册书正是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文学评论家在海外平复孤独所酝酿出来的著作，刘再复说，他在海外随身都带着一册《红楼梦》和一册聂绀弩的文集。在美国那个叫做科罗拉多的小镇上，这些著作使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

    作家卢跃刚在面对黄集伟的提问时，则是想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这样描述自己青春期的精神生活：“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个与世封闭的环境里生活的。我当过地质队员，干过四年专业地质，在野外，在帐篷里面，虽然不是一个人，但基本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应该说，实际的孤岛也罢，心灵的孤岛也罢，那种心境我早已体验过。在那种情况下，要排除孤独感，要慰籍自己的心灵，靠什么呢？就是要读书。”那时是七十年代的中后期，社会文化刚刚复苏，年轻而求知欲望强烈的卢跃刚就直接向上海的古籍书店进行邮购，从而使那个孤独的时间变得不再暗淡无光。对于卢跃刚的回答，我不是惊讶他对于这段生命体验的回味，而是他对于读书作用的直接回应。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读书才真正是他在解决自身精神困境时的最好出路，也是促使其不能够沦落和丧失信心的最后出路。相比卢跃刚的青春孤独，我读巫宁坤教授的回忆录《一滴泪》（远景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7月），就深刻地感受到读书对于身处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巫宁坤先生1949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来报效国家，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会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遭遇到生命中各种不同的政治运动，人生由此变得灰暗。在那样的岁月中，每每遭遇到那些荒唐的政治斗争，他便会想到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的人物命运，他常常会默念那些经典的台词来为自己进行鼓励和安慰，无论是在东北的劳教场，还是在北京郊区的劳改所，他都感谢自己在困境中能够与那些伟大的心灵相遇，成为照亮他在生命中最灰暗岁月中的一线光芒，他说自己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之中，都会随身带着一册《莎士比亚的戏剧选》和一册《杜甫诗选》，后来他还从一位难友那里读到了一册《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先生优美的小说世界让他在那充满荒诞和苦难的岁月里获得了暂时的温暖与幸福！

    无论是在没有自由的监狱里，还是被流放在异国他乡，或者是在极度荒僻的环境中，“孤岛”都存在于每一个生命的经历之中，其实孤岛更重要的不是一种现实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有些生命即使处于自由的状态之中，但依然画地为牢，处于一种精神的孤岛之中。诸如晚年的孙犁先生，这位独特的革命作家，在他的晚年闭门谢客，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光阴，竟然只是每日枯坐书房，对于来访者均是默然无语。他在晚年写作的读书文字如《耕堂读书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中，记录自己在晚年以读古书打发消磨时光的岁月，我读这册读书文集，常常可以发现他在过目的的那些古旧的书籍上留下挑剔的眼光，听到他记录下自己无书可读的苦闷与孤独。在他所欣赏与喜爱的书中，有鲁迅先生的著作，有《红楼梦》，有《史记》，这些都是他曾反复读过的文字，但到了生命的最后光阴，他干脆什么书也不去读。由此，我想到朱正琳先生在回答黄集伟的提问时所讲到的那句话：“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孤岛。”斯言极是，信哉！

    ——原载《中国独立阅读报告》2009年5期

 ——读段炼散文集《触摸艺术》

    读段炼的散文集《触摸艺术》，我总会想到陈丹青的《纽约琐记》。陈丹青说他游学美国，是因为可以亲眼目睹那些遥远而神圣的画作，而段炼则坦言，他的不断行走，是因为可以实现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和看万副画的人生理想。在这册《触摸艺术》的散文集中，我便跟随着段炼的脚步，从“感受欧洲”到漫游“北美大地”，而无论是在意大利的罗马还是在法国的巴黎，无论是在英国的伦敦还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北美的纽约、马州或者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段炼总是追随着艺术的光芒，一步一步地接近来自艺术深处的美丽。为此，我在他的文章《为什么不远行》中就读到了这样一段令人动心的独语：“为了这高山流水，我和卡雅乘火车从柏林到巴黎，去寻找科罗和塞尚。夜里，当火车穿越德国西部的大森林，快要进入法国时，窗外的星光消失了，我们的包厢沉浸在夜色深处，惟有卡雅的双眼明亮闪烁。此刻，我用我的心去看身旁的风景，去探索这风景的迷人之处。于是卡雅握着我的手，握了很久，然后用她的眼睛轻声问：你为什么远行、为什么来柏林，是为了这风景吗？”

    段炼说正是因为欣赏这高山流水的感觉，才可以让远行者沿河而上。而他的散文之中却的确有一种行云流水之感，读来如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欣赏那幽深美丽而未经雕琢的风景。对于这种散文之美，他在文集的序言中就曾这样说到：“依我愚见，写散文妙在为与不为之间。为者，袖手于前，对立意、结构、修辞、语言都思考再三。不为者，疾书于后，力求自然洒脱，不留斧凿之痕。”这让我想起陈丹青的那册《纽约琐记》，不仅仅是因为他与段炼都曾是浪迹天涯的画家，远行周游于美术馆与画廊之间，而更为关键的却是他们偶然漫笔为文，竟然都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浩大气象与自然洒脱，恰好我在段炼的这册文集中也读到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话来，“有一次去纽约，住在陈丹青家，他拿出一大沓打印稿给我看，那是他很快就要出版的文集《纽约琐记》。我读了一宿，没料到画家的文章写得如此之好，了解陈丹青的人，定会品出其中妙处。陈丹青写文章，徐徐道来，像流水一样自然，该说的话都说了，却又像什么也没说，老到得滴水不漏，又实在又空灵，几乎无可挑剔。他的文章，显然是字斟句酌过的，严密而毫无斧凿之痕。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忍不住说，你的文章是那样水到渠成，看不出遣辞造句的痕迹，就跟没有修改过一样自然。他楞了一下，笑笑说，还是修改过的。看来，文章写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一定是归真反璞，匠心不露。”（《与书有约》）

    由此看来，段炼不但欣赏行云流水的散文之美，而在他认为，这种行云流水之美并非一挥而就的，乃是经过精心雕琢后的不留痕迹。在我看来，这是文章修为的极高境界，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有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以此用于文章之业，或许可以得出其中的几份奥妙，初写文章，大约都是质朴纯真，但是浅露粗糙自然难免，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境界；随后，自然是模仿前辈，吸纳精华，精雕细琢，但大都难免又有造作之感，这也就是文章的第二境界；待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时刻，文章自然是即经雕琢，又难露痕迹，颇有行云流水之美妙，这乃是文章的第三层境界。我读段炼的这册《触摸艺术》就很喜欢他的散文中流淌出的优美、自然与舒畅，但细加品读，也不难发现这些文字大多皆是他用心经营的佳构，诸如他的两篇文章《夏日的北方风景》和《北方孤独的冬天》，前者是谈蒙特利尔的画家霍尔盖特（EDWIN HOLGATE），后者是谈多仑多的画家米尔纳（DAVID MILNE），均从自己的旅行娓娓谈来，再及画家的人生、境遇以及自己观感，而前者是专绘热烈的裸体画作的，后者则是少人问津的现代画，因此前者是夏日的风景，后者则成为了“孤独的冬天”。

    段炼的散文之美，还在于他美的独立与自由，没有雕琢的痕迹，也没有思维的束缚，独立地谈自己对于艺术和文学等问题的思考，大都清醒又很有见解，显然这些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晶。还是以段炼的朋友陈丹青为例吧。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痛陈中国高校的种种弊端，获得了民间的热烈掌声，但我注意到对于此事，段炼就颇有自己的见解，在文章《以艺术的名义》中，他这样谈自己的观点：“我无意在此考证或全面评说陈丹青反对外语一事，我只想说，陈丹青所反对的，是以外语来要求画家，而清华美院所坚持的，是以外语来要求学者。跟陈丹青读博士，究竟是要成为画家还是要成为学者，我们并不清楚。若为前者，陈丹青大概是对的，若是后者，清华美院也许没错，这就像黑泽明的《罗生门》，鸡同鸭讲，各说各话。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以产业精神办学，急功近利、疯狂扩张，在绘画专业设立博士点，为世界首创。所谓博士点，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在欧美，艺术院校的博士点都设在艺术史或相关的学术领域，没有设在艺术制作领域的，没有绘画或雕塑博士。若有画家或雕塑家得了博士学位，那不是因为艺术创作，而是因为其学术研究。”对于陈丹青反对外语考试并辞职一事，我也曾读过美术史学者缪哲先生的妙文《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其中也有相似的论述：“既是学问，则必要的学术功底，求真的热忱与敏锐，就不可不要求于考生；语言(包括外语)作为学问的工具之一，也不可不重。至于说考生有绘画的才分，那又怎么样呢？‘善画者不鉴，善鉴者不画’，‘眼中有神，腕下有鬼’，是传了古的话，事情虽不尽一律，但大体还如此。所以这才分，我颇不以为是重于外语的。考不过关，就让他画画去，这冲冠一怒，又所为何来？”（《中华读书报》，二OO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段炼与缪哲所论，大体意见相仿，皆是独立而清醒的思考，但前者更将问题推进到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上，显然更为深刻了一些。尽管两人均为美术专业的研究人员，但段炼之所以批判教育体制的诸多问题，不外乎还是自己多年游学的结果，所谓行万里路之功也。段炼游学欧美多年，又在海外多所大学任教，对于海外高等教育的培养机制比较熟悉，因此常常会略作比较，进而作出判断。尽管只是谈论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我以为段炼的文章之所以让我喜欢，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常在不经意之间表达自己对于艺术以及艺术之外的种种问题的看法，这种见解独立而清醒，常有真知灼见，但却并不绚目，掩藏在他流水的文字之中。而我近来喜爱阅读一些流落在海外的游子们的文章，大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文字常常能够回到汉语传统的经典魅力中来，但所表达的核心则是他们多年浸染的现代人文思想，那些多是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但却并不是轻松得来的，而是多年漂泊，上下求索，最终化作自己柔软心灵的磐石了。

    我是在《散文》月刊上偶然读到段炼的散文《阅读之乐》后，立刻就被他的文章及其意境所吸引，因而一读再读，直到这册他新集结出版的散文集《触摸艺术》。我喜欢有书卷气的文字，但不喜欢掉书袋子的文章，段炼的这册散文集中就收有数篇这样的文章，除去那篇让我一读倾心的《阅读之乐》，其他的还有《与书有约》、《品书行》、《续品书行》、《古典之美》、《上海文化地图》等文章，读来都有书香弥漫和如坐春风之感。这些文章谈他在世界各地访书、购书和读书的愉悦与温热，因为有周游世界这个前提，他的这些与书有缘的文章读来就多一层乡愁和人生沉思，不妨以他在散文《为何不远行》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看画、识人与读书，其实是一回事。不管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都喜欢逛书店。有次在东京银座的一家书店，买到一本东京市景摄影画册，叫《东京无人时》。东京是这世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满街熙熙攘攘。当夜幕降临，街灯将银座照得如同白昼，纽约的百老汇哪里可以相比。可是，这本市景画册里的照片，无一有人，连银座的大街也空空如也。或许这位摄影师阅尽了人间世态，转而追求大智若愚的禅境。我想，聪明的极致定是大智若愚，要不，米罗的画为何充满了童趣？”

   

《触摸艺术》段炼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原载《大众阅读报》2009年5月8日“文学评论”版 

止庵的《周作人传》资料详实绵密，读之大为惊叹，他在其著序言中有这番夫子自道：“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关于所说的须有出处，在此书中就极为出色，几乎句句皆有来历，诸如他写到周氏兄弟失和之后，“他们以后很可能在公开场合见过几面，彼此的文章亦偶有呼应之处。”对于两人断绝关系后很可能见过几面的叙述，止庵在注释中从两人日记的记述进行了一番详细考辩，一一指出周氏兄弟在断交之后交往应酬的相同时间与地点，并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进行了谨慎地推断；而对于断绝关系后，周氏兄弟在文章中偶有呼应之处，止庵则通过两人在诗文中数处对于同一话题在相同时间内所作出的一致反应予以判断，因这思想上的暗合之处，决不都是偶然的巧合。

    由此可见，止庵写作这册《周作人传》所费的扎实功夫。在此书的序言中，他就有这样的叙述：“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读了这段话，就不难明白为何关于周氏的资料，止庵均能得心应手，而他写作传记时对于援引他人记载必须经过核实这一原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与我有关的一篇文章。

    去岁我因偶读《邓云乡文集》，发现邓云乡先生提到顾随曾为周作人在南京审判的法庭提供呈文辩护，但查阅《顾随全集》、《顾随年谱》和他的女儿顾之京撰写的《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等数种资料，都没有收录和提及此文，觉得其中颇有些因缘，于是一挥而就，写成了一篇杂文《顾随与周氏兄弟》，投给北京的一家刊物，大约这家刊物的编辑一时无法判断，便隐去姓名请止庵审读，其回信我偶然读到，不妨抄录相关文字如下：“《顾随为周作人出具之证明》即如作者文章所引，顾随还曾列名《沈兼士等为周案出具证明致首都高等法院呈》，同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一书中，作者似亦未见也。至于程堂发《周作人受审始末》所云顾随‘出庭辩护’，实无此事，作者进而演义为‘当庭辩护’，更属无稽。”（《择简集》，《开卷》二OO八年七期）尽管系批评文字，但我着实佩服止庵眼光的毒辣，因那册《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确实未见全书，当时因读书不便，我则请好友代抄而成，更令我尴尬的是对于程十发文章未经核实，便抄来作证，并由此引申为顾随前往南京法庭为周作人当庭辩护，十分惭愧。在这册《周作人传》中，止庵也曾写到顾随给周作人呈文辩护的细节，所抄录的文字也是与我所引那段一致，但他却如实道来，并无更多枝叶蔓延。后来面见止庵，谈及此文，他提到自己在《沽酌集》一书中有其对于写作的一个原则，当学而时习之：“一件事情发生了，先看事实究竟如何；事实或者不能明了，可依常识加以估量；常识或者不尽够用，可据逻辑加以推断。”

    其实，只需粗翻这册传记，就不难发现全书如若能够借用原始资料的一定抄录原始资料的原文，绝无废话，不进行“合理想象”与“合理虚构”，这一方面是他在序文中所强调的“容有空白，却无造作”，另一方面也恰恰是他在书中极为欣赏的也是周作人生前所竭力实践的“文抄公”笔法。对此，读止庵的这册传记，就不难发现他恰恰也是浸染了周氏美文，笔触所及处，尽量简单，“文抄公”笔法采用得极为出色，这样一来，避免了横加想象，重要的是止庵在不自觉以周氏笔法来写作周氏，以他多年学习揣摩周氏美文的笔法写就，可谓是相得益彰，气味相投。由于止庵在趣味上与周氏靠近，使得其在作传时的笔法、情趣、行文、结构等都很有些周氏的味道，特别是在对周氏的人生起落的叙事时，就能很体贴的写就，资料与运笔也都多了几份的理解与宽容，这是此册传记写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曾有书评人将止庵的这册传记与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作比较，仅就两书开篇文字的对比，就判断出孰优孰劣来，我读后就很不以为然，因为钱先生与止庵的性情大为不同，钱先生是以鲁迅的精神趣味来衡量周作人的，而止庵则是以周作人的趣味精神来衡量周氏本人的，自然差异很大，笔法也更难相提并论了。书评论者同样作为周氏文章的爱慕者，难怪会如此看不上钱理群先生的传记著作，但即使进行比较，也请以详细的论证来进行判断，而不该如此轻率就作结吧？

    关于这册《周作人传》，止庵在序言中强调这册传记只是自己的一些读后感，与自己平日写成的小文章相仿佛。这个实在不假，我读完全书，就不难发现，此书虽然由周作人一生线索纵贯全书，但书中各个部分也都自有重点，若拆散读来，大都是首尾呼应的好文章，诸如写周作人的思想变化，读遍全书，不难发现止庵在这册书中重点探讨了促使周作人一生变化轨迹的主要因缘，那就是周作人在《两个鬼》中所写到的“绅士鬼”和“流氓鬼”的此消彼长，这也无疑成为写作这册传记的主要核心所在。止庵以为这是周作人对自己最为深刻的一次剖析，他引用周氏的原文：“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关于“绅士鬼”和“流氓鬼”，周作人后来又概括成“隐士”与“叛徒”。在这册传记中，止庵对于周氏思想的分析时，就紧紧抓住了这个核心，诸如对于周作人落水的叙述，他从此一思想出发，颇能理解周作人这一阶段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周作人接替汤尔和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督一职，就颇为详细地论述当时周氏出任前后的局势，不但有“形势比人强”的宽厚理解，就是所引论的资料也很见体贴。重要的是，周作人的这一作为，在止庵看来正是他的“流氓鬼”占了上风，对此，周作人自己也曾这样总结到：“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理论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风化等等，这种态度当然不能为旧社会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只可承是流氓的……天性不能改变，而兴趣则有转移，有时想写点闲适小品，聊以消遣，这便是绅士鬼出头来的时候了。”在这本传记中，周氏这样类似的个人辩白，止庵曾多次引用和予以强调，由此也不难见其作传的志趣所在。

《周作人传》止庵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二OO九年一月一版  定价：35元

——原载《出版广角》2009年5期，略有删节

    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在他的文章《昆明往事》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感慨：“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冯至一九三九年暑假应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担任外文系教授。《昆明往事》是冯至后来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被认为是最能反映联大人心声的文字之一。

    从上海到昆明，冯至的选择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取向。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两种状态之中，一是继续留守在沦陷区中，这包括在上海租界里的孤岛文人，也包括北平和南京伪政府统治下的文人群落；另一则是绝大多数文人的选择，他们集体迁移到大后方，而这种迁移又主要分成了两个方向，一部分是到西南的昆明或重庆，一部分则是到西北解放区的延安。而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则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杰出文化精英的半壁江山。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四六年结束，在民族危亡、家国破碎的危难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建的联合大学开始了一场为中国学术文化延续血脉与保留火种的艰苦战争。相比上海租界里的孤岛文化、解放区里的革命文化、日伪统治下沦陷区文化，以及国统区里的党国文化，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则代表了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文化。因此，它能够在民族危亡、偏居一隅和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依然生机勃勃，不能说不是一种奇迹，也因此更值得今人的一番追究。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北上复校，西南联大由此解散，随后则是国共内战，再随后是新政府的成立，而这些历经磨难的中国文人等来的却是近三十年的精神煎熬。之前诸多文化形态的共存，最终以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成为历史主流，曾为联大外文教授的冯至，则伴随着时代潮流的几度起伏，却无法超越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旺盛喷涌的创作态势。两相比较，作为冯至，竟也有抚今追昔之感，这或许也是其怀念那段岁月的重要原因。而让后人为之感慨的，也正是以冯至等人为代表的诸多文化学术精英们，他们曾在如此困厄的环境之中，颠沛流离，殚精竭虑，却集体性地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读刘宜庆的著作《绝代风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二OO九年一月版），就颇有如上之感，此书采用文学笔记的手法，以西南联大这一独特的文人群落为切口，生动风趣地描述了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种种情形，来试图重新勾勒与描绘他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面貌，追念那逝去已久的精神绝响。

    刘君的这册《绝代风流》分为两个部分，上编是对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和三位校长的记述，下编则是对西南联大生活状态的描述，前者是谈论个案的精神状态，后者则是群体性的日常生活实录，前者展现了中国文人精神中不党不官、人格独立和敢于批判的风骨，后者则是代表了中国文人处于危难而雍容潇洒的风流气派。读完刘君的这册著作，乃有西南联大之后已成绝响的叹息，诺大中国，再无这风骨，也再无这风流了，而这阅读也便成了温习这种遥远精神绝响的功课。随后的历史岁月之中，尽管也有梁淑溟、马寅初、陈寅恪等为数颇少的文人还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但大多数人则在历史的浊浪中随波逐流，或者永远保持了思想的缄默。因而我读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就颇为感慨，相形差距之大不由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荒谬，诸如作者所提及的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在当时写成了一部关于朱元璋的著作《由僧钵到皇权》，因为朱元璋的军队起义时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政府审查的时候，认为吴晗的这册书写得很好，但需要改一个字，就是不能叫红军，叫农民军。当时的吴晗家境贫困，妻子卧床害病，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下的蔬菜，如果他的这册书能够出版，就可以拿到很高的稿费，但吴晗却表示，宁可不出，也坚决不改。而就是这个吴晗，在后来他所出版的另一册著作《朱元璋传》中，却根据时代与政治的需要进行不断地修改，直到最后整本著作几乎面目全非。同样是一个人，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保持了文人的精神风骨，但在后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时期，却违心地进行多次修订。那么，究竟这种风骨是有历史局限的伸缩性，还只是政治的力量太过于强大？

    与吴晗这种前后巨大反差的文人，其实并非仅为一二。在中国文化遭受到巨大重创的时刻，另一个不能让人感到明晰的问题是，在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日危亡时期，这些中国的文化巨人不惜以种种代价作出极大的牺牲，但到了后来当文化在不断遭遇到内在精神戕害的时刻，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又选择了沉默和哑然失声，甚至有的竟然成为历史的跳梁小丑，这不能不让人沉思？诸如同样是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冯友兰，时任哲学系的主任，为人师表，一代硕儒，颇有风度。一九四二年六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此函系冯友兰执笔，上呈后，西南联合大学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这样参与公共事物的事件在冯友兰也还有不少，在这册书中就有“冯友兰的风度”等短章予以称赞，而让我感到十分疑惑的是，就是这个很有学人风度，能够秉承自由独立精神风范的学者，为何在后来面对比这还要更为严重的情况时，却没有挺身而出，而是选择了缄默与回避，甚至是令人非常难堪地参与了历史丑剧的演出？这又究竟是文人天性上的局限，还是中国的文人太懂得识时务者俊杰呢？

    因此，等我读完刘君的这册《绝代风流》，在不断温习那些已经成为绝响的文人风骨与风流的时候，颇为疑惑这些美丽如童话一样故事为何竟然只会成为历史的一声绝响呢？我想，这一方面在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去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人；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时下历史著作的写作问题，这或许也是造成我们理解问题出现诸多疑问和偏差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在这册著作中，刘君对于西南联大的学人常以一种溢美和欣赏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文字在我读来，作者在进入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写作的基调，这或许正是其研究的一个陷阱。还是以冯友兰为例，此书中的“冯友兰的风度”一节中，刘君也注意到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于冯的批评，也注意到当时的联大学生在民主墙上张贴漫画讽刺冯，但在作者认为这些或者是“有偏颇之处”，或者则代表了“一些学者的看法”，然后笔触一转，变成了对冯氏的另一番描述，最后很快以这样的论调结束：“在抗/日战争这段艰难的时期，有论者认为，冯友兰在西南联大论道德有古贤风，著文章乃大手笔，立功求其实，立德求其善，立言求其优，这就叫至真至诚。这正是冯友兰作为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读完这样的评价，我总感觉这评价来得太容易，短短千余字就有如此结论，似乎难以让人信服，而对那些异见的言论也缺乏应有的辨析和深入的探讨，如此造成的就是历史人物形象的单一与单薄，而其实，历史与人物远非我们想象的如此简单，其复杂性、矛盾性和深刻性都是需要进一步探察的，这或许是当下历史写作者所必须重视的。

——原载《河南教育》（大学版）2009年5期，《环境经济》2009年4期 

          高尔泰先生在美国，左三为高尔泰
 

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时候，友人感慨中国没有出现索氏这样的大师，真是亏对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这听来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近来夜间重读高尔泰的著作《寻找家园》，却对这样的说法有些难以完全认同。这册《寻找家园》刚买来就读过了，但这次重温依然十分震撼，字字沾血，元气淋漓，读后真有仰天长啸之感。高尔泰写他的往事，如索尔仁尼琴一样，他笔下的劳=改营犹如后者中的“古拉格群岛”，高尔泰说那地方像集中=营，许多年后从兰州到酒泉的火车经过，车上的人还能闻到扑鼻的恶臭，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用太多的语言，犹如中国水墨画上的留白，任由你去想象那里曾发生过的残酷与可怕。他写劳改营的饥饿，写那里的荒凉，写那里的冷酷，写那里的苦难，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在那样艰难残酷的环境中，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折磨，诸如他写几个右派一起到外地去劳动，有人竟然晚上假装睡觉观察情况，更有人假装在睡梦中呼喊革=命口号，然后再借机察问以表忠心。他写自己亲历的人生苦难，动情处让人既难过又恐惧，诸如写到妻子李茨林的善解人意，活泼可爱，但却衬托出她命运的悲凉，二十五岁死在了下放的乡村荒漠，当他连夜赶到时，妻子刚刚闭上眼睛，而肚子里还怀着八个月大的孩子，岳母让他一遍又一遍的摸摸，再摸摸，直到那还温热的身体变得发凉。他还写世道沦丧，人心可畏，敦煌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从海外留学回来，几十年来在这块偏僻的荒漠上，为中国文化守魂，但到头来却成为反=革命分子，常常被批斗的鲜血淋漓，只能跪着在地上爬行，他一手培养和看好的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狠心用巴掌打常先生的耳光，一边哭着质问他何以别有用心的毒害年轻人；……。实在是不堪忍读，但又不得不读。

    高尔泰写苦难，但却绝不因为苦难而丧失掉真实的自我，我能体会到他面对往事的那份克制与冷静，在愤怒的背后，他仍然给人性的温暖预留了精神的空间。他在夹边沟农场劳教，一位叫安兆俊的管理干部偶然看到他的日记，知道这其中隐藏的巨大危险，如纸包火，但他并没有因此致他于死地，而是暗中给予保护；他从农场劳教结束走投无路，绝望中给敦煌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写信，无所希望中却看到一线的光芒，从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文革结束后，他的身份还没有改变，兰州大学的韩学本先生到地头亲自和他探讨交流，费劲周折将他调入到兰大哲学系；后来，他辗转到四川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地任教，都是遇到了善良的人。无论怎样的时代和环境中，这世界还没有彻底地沦丧，因此即使再遭遇多少的坎坷和磨难，他都不会完全的绝望与悲观；而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一九八九年他被关押在四川的监=狱中，受到一个监=狱审讯人员的优待，一直到出=狱他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真实。为此，他只有在文章中这样由衷的感慨：“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我读这些文字，不忍于他笔下的苦难，感慨于他笔下的温暖，而我更惊讶于他笔下灵魂的坦荡。一九六九年他去拜访常书鸿先生，那时他还是劳教人员，常先生因为美国作家韩素音的会见，被优待安排在兰州，但并不安全，岌岌可危，高尔泰拜访后不明情况，因此撒手而去，多年后他为此悔恨不已；更令我感到内心疼痛的是他写女儿高林的文章《没有地址的信》，用对话的语言，是生者与死者的交流，是父亲对于女儿的忏悔，一件件往事讲来，句句都是让人心痛，字字都让人流泪，写自己未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写因为自己的原因带给女儿的命运，从幼小到长大，一步一步都浸透着苦难，没有母亲，四处漂泊，疾病缠身，因为他的政=治原因而被取消了到南开大学读书的机会，更因为对父亲流=亡命运的牵挂，最终精神分裂，丧命黄泉，年仅二十五岁。这是我读到难得的忏悔录，面对时代的不公，他没有仅仅把责任推卸给历史，而是同样面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拷问。也因此，我读他写与第二位妻子不幸婚姻的叙述，却并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客观叙述，描写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生理念，但也不忘记赞叹这位女性在她的世界中的精神操守；而在夹边沟农场，在面对一个即将毙命的黄羊，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生命在自己面前垂死挣扎，因此恳求提早结束它的生命，但在难友的眼中，这黄羊只不过 “是个菜”而已。他由此看到了强者对于弱者的绝对支配，人性中隐藏着的兽性，由兽性也产生出的人性。在这册书中，他也毫不避讳，更是写到了自己人性中的种种脆弱、卤莽、粗糙甚至是那些不足为奇的缺憾。在面对往事的沉思中，他为那些因为自己而备受苦难的生命点上了一柱心香。

    我读到的这册二OO四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寻找家园》，只是先生写作中的一部分，且出版时还有一定的删节。如果将那些被删汰的文字都放在一起，那一定是一部可以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可以媲美的伟大著作，而就我所能尽力看到的文字，就已经感到他在书写人的命运的卓越力量与才华。我惊叹于他在思想上的深厚与宽阔，也同样惊叹这样的思想诞生的根源所在，因为在这片思想贫瘠的土地上，为何那样多杰出的头脑都枯萎了，他们经受的苦难大多都随风而去了。我读这册回忆录，看他不断地反思，从幼小的生命到自己年长，他小时侯读书，不喜欢被管理，因此逃课，宁愿在鸟窝里自由读书，这样才快乐；父亲送他到苏州学美术，因为不喜欢那种过于规矩的绘画方式，因此坚决转学到丹阳这样的小地方，这样才快乐；他读书参加学校的读书小组，因为不喜欢那种毫无创造性的读书方式，而坚决放弃，这样才快乐；他大学毕业到兰州教书，因为被自己不喜欢的人管理而苦恼，写信给傅雷，但回信说已经解决了，他越想越痛苦，于是便有了后来影响巨大的《论美》；他被打成右=派，在荒漠上的农场劳动，后来借调到省城去绘画，再后来在敦煌研究所里工作，而外界早已经是处处风声鹤唳，但他还是用很细小地纸张悄悄地书写自己独立的思考：“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

    因为有太多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要追问。二十岁的那年，他在兰州的中学里教书，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自此之后，他写下惊动一时的《论美》，从而完全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他人生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折磨，似乎都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年轻时的提问而付出的代价。由此，他能够充满坚韧地去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冒着危险去书写自己的思想，去探索这一天问的根源所在。而他一生所经历如此坎坷残酷的命运折磨，却因为这样一个微小的疑问所改变，苦难只有转化成精神的财富才具有价值，高尔泰正是真正将自己的人生财富转化成为了他对于人类生存的探索。因此，这册《寻找家园》读来才真正让人感到沉重，感到炽热，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史，它更可能折射出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空间。为此，我觉得他的写作，已经不是简单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不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那种感慨，而是直接将写作直接指向了问题本质。以此与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相比，我倒觉得中国的高尔泰能高出一筹。晚年的索氏回到自己国家，接受凯旋般的荣誉，发表种种并不高明的发言，以至于许多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怀疑。或许他更多只是一种精神的标杆，他走得其实并不遥远。

——原载2009年4期《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大象出版社去年重新出版了孙犁的《耕堂读书记》，但与一九八九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耕堂读书记》有所不同，此次重版多了一册《耕堂读书记续编》。我读编选者的后记，才知道所谓续编就是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上，另外搜集和编选了孙犁晚年读古书的相关文字。按道理来说，我已经有了孙犁的诸多版本的文集，这一套书是不该购买的，且此版文集定价的昂贵也是少见的。但这两册精装的小开本文集拿在手边实在是风雅，颇有些爱不释手，可见编选者和出版者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诸如整个书的封套都采用白色的纸张，并配有一副对孙犁书房所作的水墨画，内封则为灰色的硬皮精装，书内的扉页有黄苗子的题签，另录有罗雪村为孙犁所作的藏书票和书房素描各一副，还有孙犁以及他的书房、文稿、书信、墨迹和藏书等照片数十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照片均印刷精美，黑白分明，而整本书的内容也都版式疏朗，纸墨皆精。

    可惜的是，孙犁先生是见不到这样的一套文集了，否则我以为他是会很高兴的，因为这正符合他对于书的审美标准。孙犁对于书的装帧有着特别的偏好，在《理书续记》中他就数次写到自己对于旧书装饰和版式的品评，诸如对于一册《金石学录》，他就写其“纸张印装之精美，今日所不能见，见亦不能得”；而在《理书三记》中，又多次写到自己对于书的态度，诸如一册《言旧录》，他就有这样的评价：“大开本，所用连史纸，质地之佳，几如宣纸。余有《嘉业堂丛书》数种，皆为毛边纸，独此书特为精良，纸白如雪，墨色如漆，展卷如对艺术品，非只书也。”再如由一册旧书《阮庵笔记》，就有这样的感想：“这些往日的线装书，则是一片净土，一片绿地。磁青书面，扉页素净，题署多名家书法，绿锦包角，白丝穿线，放在眼前，即心旷神怡。”面对今日发达的出版技术，但对所出版的许多书籍，孙犁的评价却十分苛刻：“目前的书刊，从封面到封底，都是红红绿绿的广告，语言污秽，形象丑恶，尚未开卷，已使人不忍卒读，隐隐作呕。”

    之所以说孙犁若是能看到这一套《耕堂读书记》会高兴的，显然编选者和出版者正是懂得他对于书的独特态度。孙犁一生“嗜书如命”，对于所读及所藏之书均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读他的这两册新编成的文集，我就发现孙犁多次强调自己对于读书很有“洁癖”，他在《买<太平广记>记》中就写到自己买书的习惯：“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孙犁晚年有修书的习惯，所谓修书就是将那些受了破损的书重新用牛皮纸包装起来，他的大部分藏书在文革中被查抄，返回后不少书都被污损了，因此，修书成了他晚年打发光阴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我在这册书的一张照片上见到被他修整后的那些书，清洁、朴素、文雅，书上还写有他题写的文字，也就是后来结集的《书衣文录》。在《题<何典>》中，他开篇就写到自己的修书经过：“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山东自牧寄赠，贺余八十岁生日也。书颇不洁，当日整治之，然后包装焉。”既是朋友的礼物，估计不会很难看，但孙犁还是认为“颇不洁”。

   《耕堂读书记》是孙犁晚年的读书笔记，此作之后他几乎就息笔了，这册读书记所选书目大都是古书和旧书，很少提及当下的新书，而在文革结束之后，孙犁曾热情很高地写过一段时间的“新作短评”，但很快就终止了。他后来读书和写作，所选的书目大都是古书，许多书还是常人很少见到的；而他所选择的这些书目，除了从一些目录学著作中研究得来，有很多是按照鲁迅先生在日记中的书帐或者文章中提及到的书目来按图索骥的。鲁迅先生是近代以来极少精神高洁、学识渊博又毫无迂腐之气的大师，循其读书路径摸索其文章、思想和精神的奥秘，对于孙犁，在他晚岁不多的光阴里，这不失一个读书和消磨光阴的好办法。因此，我读这册《耕堂读书记》就不难发现他在文章中常常会提及鲁迅先生，诸如在《我的史部书》中，他写到一册《唐摭言》，便在书后的括号里很郑重地注上“鲁迅先生介绍过这本书”；而他选书也很受鲁迅的影响，在《缘督庐日记钞》中，他这样写到自己之所以大量购买日记方面的著作的原因：“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再如他在《买<世说新语>记》中写到：“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在《甲戊理书记》中我读到一段由一册《华新罗写景山水册》所引起的感想，描述颇为动情，可见鲁迅对孙犁购书的影响：“这些画册，都是六十年代，从北京中国书店邮购而得。文明书局所印字帖画册甚精。鲁迅先生居沪，所逛书店，文明为常去之处。兼售旧书，故有时先生一人进去，留夫人及海婴于店外，恐小孩受旧书尘垢污染也。”

    对于自己所读之书，孙犁在这些读书札记中常常毫不掩饰他的态度，有些甚至十分的激越，诸如他在《买<王国维遗书>记》中谈自己读了罗振玉撰写的《祭王忠悫公文》，十分失望，“深感此公之无聊，扭捏作态，自忘其丑，虚伪已极，恬不知耻矣。”其原因是孙犁发现罗振玉在文章中谈到他曾与王国维“约同死”，而待王死后，罗却担心别人议论他也想得到王国维死后的好处，便又不死了。这让孙犁很不屑。而他对《金瓶梅》、《品花宝鉴》一类书也无很高的评价，后者甚至被认为是“下流之书”，“此等书虽名载小说史，然余从未想读过，更从未想买过。既不能以之教育自己，又不能以之教育后人，插之书架，亦不能增加书房光辉。”他在内心中是极为喜爱那些光明磊落之人所作之书的。除之，他对于书呆子文人的著作评价也不很高，此书中他便有多处论及，诸如在一册关于《鲁岩所学集》的读后札记中，他借用阮元的评价进而指出其书有“书呆子穷极无聊的一面”。在我的印象中，孙犁所评论的诸多文人，他倾慕梁启超、鲁迅这样“重视行动和有任事精神”的文人，而不喜欢那些只懂得吟风弄月的文人。也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在这册书中，他对汉代的司马相如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干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孙犁晚年的读书文章愈写愈老辣，我读这册《耕堂读书记》，就极喜欢这些短小、朴素的读书札记，这些文章初看谈古书的版本、装帧、内容以及自己购书、修书和读书的经过，本是很休闲和优雅的事情，但我读这些文字，却能时刻感受到一颗赤诚、热烈乃至洁净的心灵。他常由这些读书的笔记引发自己的一些慨叹，多是寥寥数字，但却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对于文坛和社会的鲜明态度，如他读一册明代的《野记》就有这样的感慨：“余向不喜明人文章，包括钱氏等大人物之作。余以为明人文章多才子气，才子气即浅薄气，亦即流氓气，与时代社会有关。近日中国文坛，又有此气氲发生，流氓浅薄之作甚多，社会风气堕落，必有此结果。”再如他读一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后写到：“余欲读孤行苦历之书。今不只无书可读，甚至无报刊可读。报纸扩版成风，而内容变为小报。世风日下，文化随之，读了一程字帖，亦厌烦矣。乃忆及此书。”孙犁的晚年，他将自己封闭在书房狭小的天地之中，但内心世界却极热烈地保持着对社会和文坛的关注。在《耕堂读书记》以及孙犁其他的读书文章中，均有诸多这样议论时事的感慨。由此，想到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每日只是枯坐在书房或病房中，不知道是不是与自己的这种热烈之后的大失望有关。在我看来，孙犁最后时光的枯冷，或许是因为这个经由他努力追求的世界，却距离他早年梦想的那个美好而洁净的理想越来越遥远了。

——原载2009年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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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本来是编辑的约稿，应急的东西，谈自己的批评观，我很害怕写这样的东西，但又想写得与众不同，于是就剑走偏锋，写了这样一个东西，发表后好几个朋友都觉得还好，于是干脆将此文当作新书的跋了，省得另起炉灶，感谢司敬雪老师对此文的帮助。
 

    立春那日，我在家中闲来翻书，在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中读到一段颇为动心的话，于是便抄在了手边的纸片上，那段话这样写到：“真正的文人，我想他对着书桌纸笔时必有着如对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的。因为好的文章如风，吹得世间水流花开，此风是惟有从神境而来。但这神与宗教是两回事。”胡兰成曾附逆为汪伪政府的笔杆子，由此被认为是有失大节的文人，但他谈论起文学却常有真知灼见，如若只是纯粹写点文学作品来，想必今日的文学史还是要记上一笔的。

    我读胡兰成的文字，常有哀叹之感，他论文学有其独特的妙处，常能以极巧妙的办法，见识到文学的玄奥，又具有着非同凡响的文学鉴赏能力。可惜他不能完全地用文学来立身，正因无法忍受文学的寂寞和清贫，甘愿去做一个寂寞无闻的小文人。在胡兰成看来，如此境遇，无疑是痛苦的。胡氏起身寒门，早以文学为业，在乱世中难以立身，便也有了从政之意，开始为汪伪政权鼓吹开道。现在看来，胡兰成落水，在他或许有半分投机，也有半分自我期许的清高，在当时不能说不是冒险，也有个人自卑与脆弱的放大，只可惜他依靠的还只是文学的那些老底子。段怀清在文章《胡兰成与<战难和亦不易>》中对于胡兰成的这种心境有着独到的剖析：“这种自我孤傲清高与自我卑微压抑的矛盾心理，一直伴随着胡兰成，直到他晚年以著作等身份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者和未来预言者的身份在台湾登台演说的时候，依然难以净根。他需要获得认可，需要听到喝彩跟捧场，他需要一种现实的人生飞扬，来彻底扭转摆脱因为出身、因为学历所带来的屈辱与压抑。”

    准确的说，胡兰成并非一个十足的文学家，也并非一个单纯的中国传统文人。读过他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和《中国文学史话》等文艺著作，为那曼妙的文笔赞叹，但他在汪伪的报刊上所撰写的大量对待时事政治的判断和评论，我却是无法苟同的。胡兰成的附逆，有其自身卑怯的原因，而政治大义并非其最关心的问题，读过他当时写就的若干政治评论，也无大的建树，人云亦云之处颇多，慷慨激昂时却常掩藏着一颗虚弱的灵魂。待到败落之后，他只能四处窜逃，犹如丧家之犬，最后客死异乡。文人议政，最关键的是有独立的姿态，胡氏凭借手中的笔，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副部长，真有些不飞则矣，一飞冲天的感觉。但得之易，失之也易哉。

    读胡兰成，常会想到周作人，但我读过周氏之后，却觉得后者远非我所想象的不堪，即使在其最令国人失望之时，他笔下的文字依然是清醒的，而胡氏的文字气象虽也浩大，但难以掩藏他狭小的心灵。在《今生今世》中，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的四处留情，千金散尽，而家国又岂在何处？不能独立清醒地面对世界，走上异路也就难免了，胡兰成以为“对着书桌纸笔时必有着如对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的”，可惜他并未做到。由胡氏的这番文字，使得我开始懂得时刻地警醒自己，无论何时，都要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因为他们都是具有生命的东西。

二

五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胡河清的批评文字，立刻便被那些奇妙而清秀的评论文字所折服。在我以为，这些优美的文字之所以还能够吸引我，正是因为评论家是以与作家同等生命的精神体验来对待的，那每一行的文字都凝结着一个评论家内心的魂魄。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样，一个缺乏生命体验的评论家，他笔下的文字是同样空洞与干枯的，因为生命的相同感受，甚至是超越创作时的生命体验，评论者才能写出我们生存真相的文字来。胡河清的文字让我懂得评论是一种新的创造，也是平等的生命对话，更是同样充满着生命爱意与温暖情绪的思考。与胡兰成相比，胡河清是一个绝对的隐士，寂寞、清秀、遗世独立，生活在文学这一领域而绝不向外扩张。

    如果说胡兰成与胡河清这两位尚能有所一比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所写下的评论文字都是同样充满着创造力的，是新鲜的，美好的，活泼的，不拘一格的。就像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孩子呆若笨鸡一样，没有人愿意读干枯乏味的文章。然而，恰恰是近几十年来，我们把评论文字弄得晦涩呆板，不堪卒读，那些如复制线上流淌出来的文字犹如坚硬的石块一样占据着我们的心灵。因此，我拒绝阅读这样毫无美感和创新的评论文字，而喜欢阅读那些优美又令人温暖的文字，就像我第一次阅读胡河清的文字，初读第一段，就简直惊呼，这那里是所谓的评论语调，这分明是在写《红楼梦》嘛！不信，请读他著作《灵地的缅想》中的第一段：“我先前几乎从来没有读过洪峰的小说。这倒并非什么别的缘故，首先是因为‘洪峰’这个名字不可一世的气势吓住了我。且想洪峰也者，大抵滔滔洪水上之奇峰也。后又闻批评家称洪峰为‘东北英雄男子汉’，似乎更证实了我以上的猜测。待看到他发在《收获》1987年第5期上面的那篇小说的标题《极地之侧》，则险些使我自鸣得意地笑出声来：这洪峰到底是害了什么病？好象随便有关他的什么东西，都喜欢弄得有点‘高、大、全’摸样。你看他不写小说则已，一写便写到那高不可攀的‘极地’边上去了。好家伙哪！这一吓一笑，乃变为好奇，便一口气读毕了《极地之侧》。谁知一读之下，顿时痛悔望文生义之浅薄，无意臆向之可恶——洪峰其人其文全在我原先的意料之外！于是又遍读洪峰的小说，至今还居然作起‘洪峰论’来，也实在是对自己主观武断的一种讽刺。”（《洪峰论》）

    我自觉写不出这样的好文字，但我喜爱阅读这样清秀而充满生命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评论之中，我也很少见到如此写作评论文字的，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创新。胡河清的评论让我的写作为之一变，但却始终难以望其项背。不过，我最终从这位评论家中发现了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评论家的内在秘密。由胡河清，我觉得作为一个评论家，他需要与创作者相同的甚至更高的要求，因为没有来自生命的磨砺，如何去体悟另外一个灵魂的独语，又如何能够体察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微之处？胡河清有过一个不幸的童年，精神的创伤让他在文学的世界中寻找心灵的平静，而现实世俗的庸碌也让他烦扰，最终文学也无法为他提供解决的出路。但即使如此，以文学立身的胡河清却从来没有想到封闭的文学的局限性，甚至是面对世俗与政治残酷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由胡河清，我也常常想到德国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本雅明。在我看来，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又有着类似的命运和归宿，而对于文学的研究，也都有着一种让人难以琢磨的梦幻品质，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之中为文学开辟新的空间与通道。胡河清在我看来就像上海水边古堡里的老者，而本雅明的文学形象则使人常想到巴黎拱廊街上的精神漫游者。苏珊·桑塔格称呼本雅明为“在土星的标志下”，所谓土星气质，大约是忧郁与敏感、崇高与严肃、优美与勇敢、诚恳与激情等等诸多精神气质的混合。对于胡河清与本雅明，我喜爱他们独创与新鲜的文学气质，但常常遗憾于他们面对世俗的世界，却无法超越其外，文学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其结果则只能是死亡这一条可悲的道路。1994年，胡河清在上海的一个陈旧的公寓楼上跳下，自杀身亡；再往前推移的1940年，逃亡到西班牙边境的犹太人本雅明，在纳粹的大屠杀迫害中选择了绝望的自杀。

三

我爱上美国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却是因为她的死亡。苏珊的死，让我开始去认真对待这位陌生的文学评论家，并开始读她的文字，我一直惧怕阅读那些翻译体的理论文字，但却真正爱上这位美丽的评论家，这是由于我在她的文字中读到了一种迷人的魅力，而这正是缘于她能够独立于政治和世俗社会之外，用她那“狭着风暴的闪电”的笔触来表达对于世界的认识。那些文字常常能够一针见血的刺破丑陋的真相，让我看到笔尖的力量；苏珊在文学的世界中为我们这个世界寻找真实、良知、正义和公平，以挣扎的肉身和反抗的灵魂来获得心灵自由与安宁的栖息。尽管文学和文学评论本身不必要承担这样的职责，但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存在这个与你同在的时代和社会，当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时，苏珊懂得只要是这个社会上的问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有怎样表达自己独立的声音。苏珊·桑塔格让我看到了一个文学评论家应有宽阔与辽远。

    苏珊的评论文字充满激情，锐利、清澈、诗意，常常能够出其不意，探寻出世界背面的隐秘与幽暗。记得三年前的那个夏日，我在北京的宿舍里一册一册的读完她的批评文集，仿佛寻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偶像，看到了文学评论所应具有的思想向度。那之前的一年，苏珊离开我们而去，成为这个遥远国度一部分知识分子怀念的话题。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具有明星气质的文学评论家，被称作美国大众良心的知识分子，一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使命，她在纽约的一座高楼公寓的顶层拥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四壁都是她珍爱的数万套藏书。在那里，她没有电视，也没有汽车，甚至没有一切与消费和享受有关的奢侈品；晚年，她在疾呼与争鸣中又被疾病所缠绕，但最终还是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刻留下了《疾病的隐喻》和《作为他人的痛苦》这样的批评文字。我很难想象一个如此伟大的评论家和知识分子却是如此的清贫，又如此严苛待己，像一个清道夫，又像一个圣徒，这或许是真正独立的评论家在现在或者未来的命运所在。如今，那套暗红色的批评文集被我放在书架上可以一眼看到的地方，成为激励我进行写作的动力。

    据说，苏珊的文字在美国和欧洲广受欢迎，但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我想这种成功一方面可能在于她文字的魔力，一方面则可能是她所要表达的这种思想风暴，且与我们的生活与身心关系紧密。而她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法替代的精神财富，是懂得只有面对神灵的虔敬才能来写作和阅读的，是可以拥有“吹得水流花开”的精神力量。在1993年，苏珊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火中的萨拉热窝并执导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这一具有实践性的行为可以代表了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以及在众多类似行为中所有激情与崇高英雄主义气质的一种典型象征。在她同年写成的《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读到了这样充满忧伤的英雄主义气质的文字，它令我难忘，“在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那场演出临结尾，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会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韦力博尔也哭了。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狙击手们枪火的劈啪声”。

    我自觉至今还没有写出像苏珊那样优秀的文字，但却暗自希望能像她那样写作和生活，我知道这样的理想对于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因此，我愿意用刘晓波在《读<布拉格精神>》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以此自勉：“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放弃写作，哪怕只为了给自己看。克里玛说：在极权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诱惑之下，‘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写作。我要把这段话抄给妻子，让她与我的共勉。假如有一天我们无法以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我就去找份体力活干，以一种最原始也最简朴的方式养活自己，像一对农民夫妻。”

二OO九年二月十日夜于鹿泉


原载《河北作家》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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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楚天舒   江 岳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资料研究中心在2006年举办了“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以纪念黄裳创作生涯六十周年，2008年又由上海的陈子善先生编选了一册纪念文选《爱黄裳》，以庆贺黄裳九十诞辰，这两个文坛活动均是文化名流雅集，可谓是一时盛举；而坊间近年来以不同的面目出版的黄裳著作形色缤纷，面目繁杂，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黄裳的著作出版多达六十余种，几乎每年均有一到两册问世，可谓是著作等身。黄裳的这些不同版本著作，据说也是当下诸多“黄迷”用心搜购和收藏的抢手作品，可谓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更令人称奇的是，黄裳越近暮年，创作状态愈佳，以近九十高龄而笔耕不辍，且常有佳作问世，不可谓不是当今文坛的一个少见的奇迹。近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来燕榭文存》一书，所收录的就是黄先生近几年来的部分新作。

    来燕榭是黄裳的书斋名，据其在《我的书斋》中所讲，此名源于他在江南嘉兴荡舟之际，偶见一水榭，喜爱不已，便用来作为自己的书斋名，这番际遇仅是听来便有一种才子的浪漫情调；而他的这个笔名，其来历就更有风情了，黄裳原名容鼎昌，据说当年很欣赏素有“甜姐儿”之称的走红明星黄宗英，便取名“黄的衣裳”之义，选择了这样一个笔名，钱锺书先生就曾为其写过一副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虽系朋友间的笑谈，但不难见黄裳是颇有些名士的浪漫情调的；黄裳的风流，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也曾谈到几十年前他与黄裳结识，颇为佩服黄裳生活之从容潇洒，本领超群，并赞叹到：“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黄裳早年就读于上海交大的机电专业，后曾作为美国盟军的随军翻译，参与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上海，成为《文汇报》的记者，开始与诸多老辈文人有所交往，这些也都算是其名士风流了。李辉曾有文章《看那风流款款而行》论及黄裳，其中一段这样写到：“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则颇像一个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故纸堆飘出的特殊气味，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美丽女性，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多姿，爱在印有漂亮图案的纸笺上给友人写漂亮的信，爱听那好玩的人讲好玩的故事，爱在美丽的风景里和友人比赛吟诵偏爱的诗句，爱开怀畅饮。不止是这些。他也关注时事变幻人事替幻，爱评说时事，爱抨击所恨所憎，爱直爽地、自顾自地打一场笔墨官司，爱对那些浅薄的人投去蔑视的目光……”论及黄裳的文字时下很多，这是我读过最为煽情的，但也是我印象中黄裳少见认可论述自己的文字，并称其“真能知我的心事，可感也”。（参见《来燕榭书札》中2003年1月15日致李辉信）

    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中学时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读书，受到当时新文学的影响，思想接近左翼，到上海的交通大学读书后，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沦陷后又流亡到四川，其间曾作为抗日美军同盟的英文翻译，“最初是在炮兵学校里陪同美国军人上课，随后就随军上了湘桂前线，桂林失陷后回到昆明，又飞到印度，在兰伽训练中心住了八个月，训练的是坦克和卡车驾驶，最后从列多带了部队回到昆明。”（《寻找自我》）这便是黄裳抗日时极为光彩的一段岁月，也就是黄永玉先生所赞叹佩服的缘起。大约也是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对于黄裳后来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之中对于卖国求荣者都是不能宽容的，言语之中多有尖刻嘲落之处，特别是对于周作人，他起先在《古今》杂志上写文章，对周氏多有倾佩，但后来周氏落水，黄裳的笔调就大为改变，他的那篇有名的《老虎桥边看“知堂”》笔调就多轻蔑。这一思想从此一直维持到他的晚年，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凡人，这也就成为一段极为精彩的文人传奇，由此可见，黄裳的自我描绘不能不说是极有功力的。然而，稍微熟悉现代文学史料的，便知他曾在上海孤岛时期给汪伪汉奸操办的《古今》杂志写过稿件，这一与其思想立场极为矛盾的行为在黄裳认为，却是另外的一番情景：“在那种环境下要去办一种刊物，其背景不问可知。忽然抖了起来的黎庵（《古今》主编），意气风发，一反过去的落魄颓唐。他当然不肯说出其中奥秘，但我明白，这样的朋友是惹不起的，但又躲不开。这时，我曾写过电影剧本，托柯灵卖给他工作所在的金星电影公司；写过小说，也托他向平襟亚兜售，柯灵是我熟识于文化圈唯一可信托的朋友，但都不成。实在走投无路了，这时周黎庵正逼稿甚紧，当时年少气盛，不免有点狂，气闷之余，就想如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年惊险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卖稿的决心。”（《我的集外文》）读黄裳对钱谦益、周作人等古今落水文人的苛责，再读他的这辩白，总觉得有些轻描淡写、闪烁其辞，这明显是一种宽容于己、严苛于人的态度。

    黄裳的文字多以随笔、游记、评论、序跋、书话等文章为主，其文章常常能够借古喻今，从历史的故纸堆中阐发新见，黄裳自述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对于旧书和版本发生了兴趣，从此之后用心搜求，积累了深厚的经验，而愈到晚境，他对于版本和文史的研究就更见火候，特别是对于明清历史及版本知识的研究在当代难有匹敌的，他曾对于周作人的笔记资料就有过不甚认同的论述，对于史学大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中有关资料的采集也有过非议，由此可见黄裳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多能游刃有余，发他人所不能发之妙论，这一方面显示出在这个文化断裂的年代里，凭借一人之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够达到精深功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黄裳有其趣味和性情的一面，这些对于今天那些入门尚浅的中国传统文化同好们来说，自然是倾佩有加了。对此，作家朱伟在文章《黄裳先生》中对此就有过议论，我以为很是精彩到位：“先生文字，我最喜欢两类，一类是疲惫奔波于小铺、冷摊间，在尘封残卷中嗅得一点冷僻暗香便目光似炬，由此意趣自满地记下的精细把玩。这类‘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搜求记录，令我感动的是那种书人无缘相见、囊中无力支撑的嗟恻。这些文字好处，也许就在欲罢不能的兴会淋漓中真挚表达着书人关系中的萦萦牵挂、绵绵难舍直到殚精竭虑。另一类其实是这一类所必然触发——只要枕度经史，迷上‘纸白如玉、墨凝似漆’，自然曲径通幽，在书海流连中对春晕艳香痴痴地探渊。书中女人，本身就是比试文人雅士作文深浅无法回避的课题，不仅要比史料，还要比感花溅泪的悱恻。”

    钱锺书曾称赞黄裳的文字“笔挟风霜，可畏亦复可爱。”钱先生对于他人文章常多褒奖，但对于黄裳的这一评说，客观来说也是比较属实的判断。通读黄裳的整个文集，一个最明显印象就是文风老到凌厉，无论在他早年的少作中，还是在他近年来的晚境新作中，均未有大的变化，所论有义正严辞处，常不容辩驳，诸如他早年的代表作《饯梅兰芳》与近年来最有代表的《第三条道路》，两篇文章均曾引起笔仗，但似乎又很难与黄裳进行争辩，因为前者是他劝说梅兰芳不该为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政权庆功，后者则是批评那些在家国危亡之际缺乏民族大义的芸芸众生。对于这以一贯之的凌厉气势，黄裳是颇为满意的，在《答董桥》中就有“至今仍不失凌厉之气，尤令会心”，而在《来燕榭文存》的后记中又有：“尝见读者评论，说我的近时文字，较之六十年前旧作，其凌厉之气已十去其九。不禁惘然。”这大约就是钱锺书所言的“可畏”。黄裳说自己喜爱鲁迅，这杂文笔法也多源于先生，这是个让人尊敬的解释，但我读鲁迅的杂文，多也凌厉，但却毫无这般正义在手的义正严辞，鲁迅杂文虽笔调尖利，但内心却是彷徨的，因为他并没有看到希望的出路，对于任何的政党或阶级，也没有如黄裳那样乐观的充满期待。如此看来，这似乎便是一个矛盾，因为黄裳自己所要求他人做到的大义凛然，在家国危亡之时却实在是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大多数人依然只是做个一介凡夫，钱锺书曾论黄裳文章“可爱”，其用意或许也正在于此，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要求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所谓正义的英雄。

《来燕榭文存》 黄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1月1版 39.8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9年3月24日，略有删节
 

——读司敬雪

文学的没落，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常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事一项日趋没落的事业，想想都是一件颇为悲壮的事情。因此，我对那些从事文学研究且淡薄世俗名利的人充满了敬畏，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真正地热爱文学并以其为一生之事业，并非仅仅是为了躲避了俗世的烦扰，也并非是无路可走的选择，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衷情这一古老又神秘的研究事业，费尽心血，如琢如磨，乃正是为了争取在尘世间获得更多的灵魂自由与精神舒张。在这个时代，能够为心灵保存一片安静的领土已属不易，更何况是成为一个职业的精神守望者。在我所知道的诸多文学研究者中，司敬雪就是这样一位安静的守望者。我认识司敬雪已有数年，印象中他一直寂寞地在文学的领域中跋涉，无论是在他长久的文学编辑生涯中，还是在多年文学研究与鼓吹的一线上，在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他始终是那样地热心且急切，清苦而坚执，超拔又沉稳。

最近，我又集中阅读了司敬雪的大多数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内心被强烈地颤动了，也更觉得我之前对他的认识和理解其实并不深入，诸如我一直认为他或多或少有些兄长式的保守、刻板和教条，但读了这些文章后，我才觉得自己的认识是多么的表象，在那平静的外表下竟然掩藏着一个幽默、坦荡、清醒和深邃的心灵。在他的那些文章中，我尤其喜欢他写的一组文章《闲话浩然》，这些文章大多写于浩然去世之后，与我所读到的很多关于浩然的文字很不相同，诸如他写浩然与前列腺，浩然与西门庆，浩然与太监，这样的角度，立意妙极，其内在反映的则是他的深入思索，但他却能极形象地表达出来，诸如一位网友不同意以浩然和太监并列为题，我读他关于太监文化的回应文字，就觉得难得的清醒与深刻：“鲁迅说过，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太监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太监的时代。什么是太监，太监即奴隶也叫奴才。太监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人云亦云惯了，而且特别怕有自己的思想，不但如此，别人想自己思考一下，说一说自己的想法，他就难受得不行：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天下不要因此大乱了吗？这就是太监心理。其实皇帝不急太监急，太监也许心里不一定真的急，但他一定要表现出急来，一急就什么都有了：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我可是真的急了，我是忠心耿耿的。急是表忠心的一种表现。他的小九九就是，将来真要出点什么事，他就会对主子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怎么着，被他们弄坏了吧。真可恶，真该死，好好整整他们。这是太监的另一层心理。”再如，他关于姜戎的小说《狼图腾》的评论，谈到《狼图腾》有一种对文明的反思，但遗憾的是，姜戎并没有将这种文明的反思整理清爽，因此，他有这样十分鲜活而幽默的比喻，形象至及：“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姜戎像极一个阳萎患者，他非常想疼爱自己的女人，却把她搞得上不来下不去，难受得要命。他不但不会得到自己女人的喜爱，反而有可能被她抓搔得遍体鳞伤。这也就不难理解前不久一个德国人说《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是个法西斯。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要咬死他、喝他血的意思。作者其实也没必要叫屈。他确实叫那个德国人很不舒服，尽管他本意是要让他舒服死。一个人想什么是一回事，整成什么是另一回事。那个狼，想自由自在，可以，想吃肉，也无可厚非。但是，因此来嘲笑羊就过了，羊也是世界本初的一种。把羊与狼对立起来，吃草就是文明，吃肉就是自由，这也太幼稚了。如何来看待狼，如何来书写狼的生活，姜戎还远远没有摸到门栓。他是在院子里乱跑圈。”

我逐一读过了他关于一些作品的短评文字，都是诚恳、幽默与坦荡的，也有自己深入的思考在其中，尽管有很多文章都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不得不予以评价，但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能够谈论自己的心得，许多见解读来清醒而深刻，诸如在文章《硬度的书写》中就有这样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的把脉准确而劲道，有一个端正的心灵对于我们时代精神问题的忧思情怀。由此，我似乎能看到他那颗温热与跳动的心灵，其间充斥的愤懑、清醒、关爱与担当，激荡人心：“现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如何在积极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同时，有效解决人们的精神饥渴与荒芜，重建人们的骨骼硬度，重燃人们的希望之火，使中华民族肌体真正具有充沛的永不枯竭的精神活力，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是一个十分严峻、十分迫切的问题。靠着一些江湖骗子的手法制造一堆纸糊的精神玩偶，即使涂满厚厚的一层金色油彩，晃得人们一时眩晕欲倒，也丝毫无补于艰难的时局。相比较之下，我更敬重那些不避时代风云，不惧电闪雷鸣，既具有明确信念，又不抱残守缺，既脚踏实地，又天马行空的文学创造者。只有他们才会冲决历史因袭的壁障，才能和人民大众一道踏出一条民族的生路。”

除去对于当代文学作品的一些最新的评论之外，我以为他的《小说伦理研究》和《1930年代河北文学》两部个人专著最具有价值。先说后者，他的关于1930年代河北文学的研究非常具有史料价值，这一点很让我想到上海的陈子善先生，钩沉史料，发现尘埃中的光芒，还原历史的真相，其功劳实在不可淹没的。我知道为了写作这部史话，他穷图一些稀见的资料，对于1930年代的河北作家许君远、张寒晖等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我们曾经在北京一起访见一位北京的藏书家朋友，其原因就是他为了写作史料，在网上发现一位山东的网友提及一部少见的资料，而这部资料又是由北京的这位朋友编辑成的，他辗转数次，才找到了这部书，也由此和此书的编撰者成为了朋友。真有些“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精神，这些最原始的资料整理写成之后，其意义不可低估。再谈论他的系列研究文章《小说伦理研究》，他截取了二十世纪晚期中国大陆文坛最具有影响力几位作家来进行小说的伦理研究，诸如铁凝、刘震云、严歌苓、王朔、苏童、余华、北村、邱华栋等作家，通过对于他们作品的文本分析，试图寻找出特定时代小说写作的内部风景。我读这些文章，感受最深刻的是他的这些文章大多并非是针对小说和某个具体的作家的，甚至也不是针对一个简单文学思潮或者概念，其中有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思在其中的，诸如铁凝小说中的现代性梦想，刘震云小说中的“单位”体制，苏童小说中的娼妓文化，余华小说中暴力渲染，卫慧小说中对于性与女权的反叛，等等。可以说，这些文章的背后，几乎都可以读到他对于中国现代问题的一些内在思考，而文学与小说只不过是他写作和研究的外衣而已。在此书的开端，他就对以“文学性”来解读20世纪末文学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了小说的伦理研究。其中他揭示出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公共性伦理、乡村伦理、男性中心伦理以及英雄伦理的式微，代之以个体伦理、城市伦理、身体伦理为特征的写作，但一个令人感到尴尬问题的是，尽管在替代和超越前者显示出文学绚烂的面目之外，这种朝向另外一个方向的伦理叙事同样是一个写作的陷阱，这种超越没没有给文学带来本质的改变，反而是显示出现代人在生存上另外一种精神空洞。因此，我颇为佩服司敬雪在这一组文章中的努力，他给我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去反思自己所生存的这个时代，由文学开始来烛照我们灵魂的深处。

如果说那些新作短评的文学评论很见他的才情，那么关于1930年代河北文学的研究则很见他考据和收集资料的功力，而《小说伦理研究》则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次集中的爆发，显示出良好的学术功力，这些文章远远超越了纯粹文学的范畴。我读这些文学，佩服他的渊博，读书范围之庞杂，视野之开阔，思考之深邃，都是那些热衷于虚名薄利者所远远不及的，而他的写作与研究对于我也形成了一种暗暗的刺激与磨砺。我想，这些年，他在这座城市里，寂寞地读书与生活，坚持着自己对于内心世界的守望，却并不张扬买弄，踏踏实实地讲真问题，谈真感受，说真道理，即使偶有缪见，那也是另一种思维的启发。

——原载《大众阅读报》2009年3月20日第1版